（世界报 墨戈）当新华社的官方通报与《亚洲周刊》的七点声明同时摆在公众面前，一场关于新闻真实本质的公开较量已经展开。
“新华社未采访本人庞叔令。”
这短短十个字，道出了南京博物院文物争议中一个基本却关键的缺失。2025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布“南博文物失踪案”追踪报道不到24小时，当事人庞叔令通过香港《亚洲周刊》发表七点声明，直指报道“未采访本人”、“部分内容失实”、“具有明显倾向”。
在这场新闻真实性的公开较量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报道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公众则在两者之间寻找着那个难以捉摸的真相。
单方信源的困局
新华社的报道主要依赖南京博物院提供的单方面证据。包括1961年和1964年的专家鉴定记录以及文物划拨流程文件。这种“据官方”的报道方式虽有其便捷性，却面临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全面采访”和“平衡报道”。记者应当尽可能接近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和“第一来源”。在这一事件中，庞叔令作为捐赠人家属和关键当事人，无疑是不可替代的“起点消息源”。
反观《亚洲周刊》提供的平台让庞家获得了平等发声的机会，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壁垒。这种信源选择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两篇报道在立场和内容上的显著区别。
新闻学者强调：“在报道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事人双方争论不清的事件时，要将双方的意见和说法反映出来”。这恰恰是新华社报道中缺失的一环。
被马赛克的证据
新华社报道中展示的证据图片存在马赛克遮挡关键内容的情况。庞叔令在声明中特别强调，南博未向新华社提供并公开“1961年、1964年鉴定原件及未遮挡的文件全貌”。
“如果确如南博所言‘铁证如山’，为何不公开完整文件？”这是自然产生的疑问。新闻报道在呈现证据时应遵循“眼见为实”原则，即对关键内容要有文字依据并公之于众，而非遮遮掩掩。
更令人费解的是，南博在法庭上拒绝向庞叔令出示这些关键材料，却在庭外主动提供给第三方媒体。这种选择性公开不禁让人质疑其透明度和动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周刊》的声明直接展示了文物古籍外销统一发票等关键证据的完整照片，包括填写为“顾客”的购买方信息。收藏家马未都对此质疑道：“左上角的顾客应为真名，填写顾客有嫌疑”。
平衡报道的缺失与回归
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客观公正”——“新闻媒介尽量搜集多方声音，平衡各方意见”。然而，新华社的报道明显偏重于南博单方面说法，对庞家的立场和证据呈现不足。
庞叔令在声明中提出了七个具体质疑，包括1961年鉴定中明确记载“陈鎏题引首真”（陈鎏为明代人）这一关键事实。这意味着即使画作本身存疑，但至少引首部分为明代真迹。如此重要的信息，在南博和新华社的叙述中却被轻描淡写。
平衡报道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新闻公正性的体现。在争议性事件中，记者应当采访所有关键当事方，并给予平等表达的机会。
《亚洲周刊》的声明则完整呈现了庞家的立场和质疑，虽然这仅是单方面陈述，但至少为公众了解事件全貌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这也恰恰是对新闻报道平衡性的补充和回归。
社会责任的呼唤
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承担着监督权力、服务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在这一事件中，涉及的不仅是庞家与南博的纠纷，更是关乎文物管理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大公共议题。
“文博机构的核心生命线是公信力。”有评论指出，“南博这起事件最可怕的不是一件文物的流失，而是‘伪作’定性可能成为文物流转的‘保护伞’，捐赠人的信任被漠视，公众对国有文物的安全感被击穿”。
新华社作为权威媒体，在报道此类涉及公共利益的敏感事件时，本应更加严谨和全面。然而，其偏向性报道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文博系统的不信任感。
正如退休职工郭礼典在实名举报中指出的，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可能构建了一套“鉴定造假-走私洗钱”的黑色链条。这些指控如若属实，将涉及刑事犯罪。
新闻真实的本质回归
新闻真实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简单地“据官方”，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它是通过全面采访、平衡报道、证据透明和专业判断，逐渐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在这一事件中，新华社报道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没有遵循“全面采访法”——这是新闻采访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记者应当采访所有关键当事方，并给予平等表达的机会。
新闻学者提出的“平衡法”要求“反映双方的意见，尊重双方的‘话语权’”。在报道争议事件时，“要将双方的意见和说法反映出来”。
真相不会因权威媒体的背书而自动显现，也不会因弱势方的发声而扭曲。它需要在开放、平衡的舆论环境中被逐步厘清。在这个意义上，庞叔令通过《亚洲周刊》发出的声音，不是对权威的挑战，而是对新闻真实本质的回归。
新闻真实的回归，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报道原则：信源多样性、证据透明性、报道平衡性和社会责任性。
当庞叔令展示出那张填写着“顾客”的文物销售发票完整照片，与新华社报道中打满马赛克的证据形成鲜明对比时，公众看到的不仅是两份不同的证据，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理念。
而在这背后，更大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文物流转可以如此模糊，如果鉴定标准可以如此随意，那么公众对文化机构的基本信任将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新闻真实的本质，最终关乎的是我们共同信任的基础。
【编辑：陈旭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