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墨戈）本文旨在以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为镜，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哲学中“小我”“大我”“无我”的思想谱系。本文认为，这三个概念并非静态的伦理标签，而是动态的、层次递进的“自我-利益”关系建构模型。“小我”对应于局限于个体或小集团利益的狭隘自我；“大我”升华为以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利益为依归的集体认同；而“无我”则是一种超越自我中心、完全奉献于众生福祉的崇高精神境界与行动状态。本文将结合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及神经科学的前沿发现，论证“大我”与“无我”的实践，核心在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由此凝练为一种超越个体、扎根集体、面向世界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信仰”。
引言：“我”的疆界与利益的尺度
“我是谁？”“我与他人、群体、世界是何关系？”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构成了人类自我认知的永恒母题。东方智慧，特别是中华文明传统，对此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解释框架——“小我”“大我”与“无我”。在当代语境下，这一框架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内涵：“小我”是为小部分人或利益集团谋利的行动逻辑；“大我”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集体理性；而“无我”则是为众生福祉忘我奉献的终极价值追求。从“小我”到“大我”再到“无我”的升华，不仅是个体道德的修炼路径，更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集体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参与全球治理的精神基石。本文将运用多学科理论，深入剖析这一升华过程的内在机理、社会基础及其在构建“两个共同体”中的核心价值，阐明其作为新时代“中国信仰”的深刻意蕴。
一、理论透镜下的“三我”解构
1. “小我”：神经本能的桎梏与社会的强化
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发现，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它在个体静息、自我反思时高度活跃，是产生自我参照思维、自传体记忆和社会比较的生理基础。这构成了“小我”的生物学起点：一个倾向于关注自身感受、记忆和利益的神经建构。心理学进一步指出，这种自我关注极易滑向“自我服务偏差”，即个体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将失败归咎于外部，从而固守和膨胀“小我”。
在社会学层面，“小我”被社会比较和群体极化效应所强化。个体通过与他人对比来定义自身价值，而当个体融入某个小团体（如利益集团）时，在“群体思维”影响下，为小团体谋利的行为会获得正当性，甚至演变为对抗更大集体利益的“部落主义”。因此，“小我”不仅是心理现象，更是一种被社会结构所塑造和固化的、局限于狭隘圈层的利益观。
2. “大我”：从社会认同到共同体建构的飞跃
“大我”的实现，关键在于完成从“我”到“我们”的认知飞跃。社会认同理论对此提供了经典解释：个体通过将自己归类于某个社会群体（如民族、国家），并获得该群体的成员身份，从而将群体的命运与自我价值紧密相连。此时，“我”的利益便扩展为“我们”的利益。
神经科学的镜像神经元研究和共情机制揭示了“大我”的生理可能。当我们目睹群体内成员的遭遇时，能产生“感同身受”的神经反应，这是利他主义和集体行动的生物基础。更重要的是，“大我”并非消解个性，而是要求个体“屏蔽‘小我’、跨越‘本我’”，将个人能力与智慧贡献于集体目标。在政治哲学层面，共产党人的“大我”被定义为“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其本质是“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标志着“大我”从自发的情感认同，上升为自觉的、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政治理性与行动纲领。
3. “无我”：自我超越的神经可塑性与至高道德境界
“无我”是“三我”谱系中的至高境界。从正念冥想的视角看，“无我”并非自我的消失，而是对“自我是一种稳固实体”这一幻觉的洞察与超越。长期冥想训练能减弱默认模式网络的过度活跃，降低自我中心思维的支配性，使人从“被自我叙事控制”转向“观察自我叙事”。这被称为“自我消退观”或“自我他人平衡观”。
在社会实践中，“无我”体现为彻底的奉献精神。它源自心怀“大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达到“忘我”和“无我”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正是这一境界的当代最强音。它要求行动者完全以“群己合一”、“他人为重”为准则，在关键时刻能够“舍生取义”、“功成不必在我”。“无我”因此成为衡量纯粹利他主义和终极道德勇气的标尺。
二、实践场域：“三我”与“两个共同体”的构建
“大我”与“无我”的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宏大的实践，莫过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二者是“大我”利益尺度在不同层面的具象化。
1. “大我”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强调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骨肉相连关系。构建此共同体，正是要求每一个成员超越家族、地域或特定群体的“小我”利益，将自我认同融入中华民族的“大我”之中。它是对历史文化的追溯，也是对未来命运的共担。这一过程，就是“把‘小我’消融在‘大我’中”的公共管理哲学和社会治理实践。当每个个体、群体都能以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大我”时，共同体才能坚不可摧。
2. “无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将“大我”的边界推及全人类。它洞察到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并主张超越零和博弈的“小我”思维，以“群己合一”的“无我”智慧处理国际关系。这意味着大国尤其需要具备“无我”的担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无我”之“大我”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最高体现。
三、“中国信仰”：基于共同体命运的价值观体系
将“大我”与“无我”的实践升华为“中国信仰”，并非指向某种超自然的神祇崇拜，而是指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于集体命运与个体价值的坚定信念和价值体系。
首先，这种信仰以“人民”为至上核心。它信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就是其核心教义。“不负人民”是“无我”境界的最终归宿。
其次，这种信仰以“共同体”为实践道场。它相信个人只有在推动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实现最高价值。因此，投身于“两个共同体”的构建，是践行信仰的根本途径。
最后，这种信仰以“奉献”为修炼法门。它崇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将个体生命的价值定义为对集体、对后代、对全人类的贡献。从革命年代的舍生忘死，到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再到改革征程中的开拓创新，一代代中国人用行动诠释了这一信仰的强大力量。
结论
从神经科学勾勒的“小我”本能，到社会学阐释的“大我”认同，再到哲学与修行指向的“无我”境界，现代理论为我们理解“三我”提供了丰富的交叉视角。它们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进阶路径：人类可以通过文化教化、制度引导和自我修炼，不断拓展利益的疆界，最终实现从“私我”到“公我”乃至“无我”的超越。
在当代中国，这条路径被具体化为将“小我”融入“大我”，以“无我”境界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或道德呼吁，更是一种深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扎根于中国大地、面向全人类的“信仰”。它告诉我们，最大的“利己”莫过于“利他”，最永恒的“自我”实现莫过于在服务人民、贡献人类的事业中达到“无我”。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为这个充满“小我”纷争的世界提供的最宝贵的精神方案。
【编辑：陈旭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