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评论 墨戈）当于英生在看守所里度过第5840个日夜后拿着国家赔偿走出监狱时，每个纳税人都在追问：为何要用我们的钱为司法人员的错误埋单？
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在2025年初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强调要“推动法官惩戒工作实质化运行，做实司法责任制‘后半篇文章’”。
这被视为回应公众对“国家兜底”现象的关切。
每当一起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舆论总在关注两个焦点：受害者获得多少国家赔偿，以及责任人受到何种追究。而现实中，“赔偿易，追责难”的困境常使国家赔偿制度蒙上“为司法失职买单”的阴影。
国家赔偿的本质应是救济受害人的“先行垫付”机制，而非失职者的“免责金牌”。
错位现象
国家赔偿制度建立30年来，全国法院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31.8万件，其中司法赔偿案件9.9万件，决定赔偿金额75.35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赔偿快、个人追责慢”的明显反差。于英生、赵作海、呼格吉勒图案等重大冤错案件获得国家赔偿后，公众鲜少看到涉案人员被追偿或追责的后续报道。
法律上，《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早已规定，“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往往停留在纸面。国家赔偿成为司法错误的“最终解决方案”，而非追责程序的“起点”。
制度设计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权利救济，二是规范职权行使。法律设计上，已经构建了从赔偿到追责的完整链条。
根据《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追责方面，《刑法》第399条明确规定了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的四种罪行：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针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公安部、最高检等五部门联合规定了12种应立案查处的情形。如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等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月明确表示，“司法赔偿案件追偿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印发实施，对违法办案的法官个人追责追偿必须落到实处”。
责任认定困境
司法责任的认定面临实践困境，特别是在主观过错认定方面。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司法责任分为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情形：故意责任以行为为导向评价，重大过失责任以后果为导向评价。
重大过失的认定尤其复杂：它要求检察人员“在具备与职业要求相匹配的专业水准的情况下，通常应当能够认识到有极大可能发生消极结果，但由于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造成错案等严重后果”。
这一主观心理状态的审查难度大，导致实践中往往“客观归责”，或者干脆“不归责”。
“国家兜底”的社会代价
“国家兜底”模式带来了三重社会代价。
第一，损害司法公信力。当公众看到国家为司法人员的错误支付赔偿，而责任人却安然无恙时，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必然受损。
第二，弱化责任意识。如果办错案的后果只是“单位赔钱、个人没事”，可能助长侥幸心理，降低司法人员的审慎程度。
第三，增加财政负担。国家赔偿金来源于公共财政，本质上是全体纳税人的钱。用公共资金为个人失职行为埋单，违背了“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
制度性改革
近年来，司法责任制改革已逐步深化，从制度层面回应“国家兜底”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于2025年1月成立，标志着法官惩戒工作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该委员会由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人员等组成，确保追责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同步推进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明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作为“审议决策中枢”，发挥专业而独立的裁决作用。
国家赔偿法修改已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专家建议进一步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改革审判形式、增加监察赔偿，为人权保障与公权制约提供更全面的制度保障。
公民维权路径
面对冤假错案，公民应当采取理性、合法的维权路径。
首先，申请国家赔偿。赔偿请求人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若不服决定，可在30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其次，启动追责程序。公民可向监察委员会举报责任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向法官惩戒委员会、检务督察部门申请追究其司法责任。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存在的12种渎职情形，检察机关应予以立案查处。
此外，善用监督渠道。可通过12309全国检察机关综合服务平台、12368全国司法信息公益服务号码等线上渠道提交投诉。针对执法人员违纪行为，可拨打12389全国公安机关违纪违法举报电话。
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会议上，张军院长强调“对违法办案的法官个人追责追偿必须落到实处”。
这一声音正在司法系统产生回响：全国法院开始建立案件质量评查与司法责任追究的衔接机制，不合格案件将启动司法责任调查。国家赔偿法迎来30年来首次重大修改，核心议题正是如何强化追责机制，使“权责对等”不再是一句空话。
每一起冤假错案的背后，都站着两个等待答案的群体：一是蒙冤者及其家庭，二是所有为法治信仰支付“信任税”的社会公众。
【编辑：陈旭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