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热土 薪火相传
（世界报 邓文宗抚州讯）抚州，一片浸润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血脉相连。自土地革命时期起，无数革命志士便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热血、奋不顾身，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不懈奋斗。老一辈革命家同样在此留下深刻足迹：广昌，作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在1929年3月至1932年8月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五次亲临指导革命工作。那首脍炙人口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正是他第二次广昌之行时于马背上即兴吟诵而成——当时红军顶风冒雪行军，士气高昂，一路向前，此后广昌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为红色区域的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八一起义军在临川完成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集中整编，创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个第一次”，在抚州大地上书写了革命史册中不可磨灭的一笔。
传奇现世 石破天惊
而今，抚州在红色文化发掘与党史研究中又迎来一项重大成果——一本极具历史价值的1937年陕西延安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此被发现。该书作为一级红色文物，不仅为抚州的红色文化谱系增添新的光辉，也成为研究抗战时期我党发展与革命宣传工作的珍贵一手资料。
该书的发现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在5月22日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临汝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抚州书院文化沙龙上，当副主任邓文宗展示这本红色文献时，具有丰富党史研究经验的陈建福主任当即指出，此版本在江西属首次发现，极为珍稀。邓文宗回忆，其父在下放期间始终珍藏此书，年幼的他虽未能通读文字，却对书中插图充满好奇。岁月流转，书中大部分图片已遗失，唯留毛泽东头戴五角星八角帽的珍贵影像保存至今。谈及保存历程，持有者感慨万千，其背后或许隐藏着家族与革命岁月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溯本清源 时代先声
据考证，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译作施乐）在张学良幕僚及宋庆龄等人协助下进入延安采访，随后在国外多家报刊发表系列报道。1937年4月，国内翻译工作者王福时等人获悉这些内容后，为规避审查，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书名，提前在国内秘密出版。据传当时发行量不足两千册，该书不仅汇编了国际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译者更在序言中深刻指出：中国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研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民族解放的深切思考。
王福时曾回忆，1937年5月他陪同海伦·斯诺抵达西安不久，一箱《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运抵该地。在延安会见时，他将此书赠予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引用了与斯诺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毛选》注释中明确标注引自《印象记》。此后，陕西人民出版社（该社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成立，印数稀少，不久停办）曾刊印此书。而这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实物的发现，标志着党的核心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大革命失败十年后再度亮相，其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值得深入挖掘。
内容揭秘 星火初燃
抚州资深红色收藏家胡哲怀指出，该书内容极为丰富，完整收录了斯诺六次访谈毛泽东的珍贵记录及译稿，并囊括毛泽东长征诗词、红军长征路线图、十首红军军歌，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诺尔曼·韩蔚尔对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苏区的三篇报道。它如同一扇窗口，向世人真实展现了我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风貌。
国民党当局因惧怕其内容唤醒民众、激发爱国热情，对该书实施查禁。尽管如此，《印象记》仍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虽印量有限，却如星火燎原，迅速传遍全国。国统区的进步人士与爱国师生视若珍宝，争相传阅。值得一提的是，《印象记》的出版比斯诺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早六个月，比胡愈之等人翻译的《西行漫记》早近一年，它是在国内率先打开认识中国革命之门的先锋读物，历史意义非凡。
星火燎原 照亮前程
1979年4月，海伦·斯诺在致王福时的信中写道：“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著作中译本，在中国犹如一道闪电，惊醒了沉睡的人们……”事实正是如此，这本书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青年的思想之路。许多人受其感召，追随“红星”奔赴延安与抗日前线。
斯诺在《大河彼岸》中写道，当年的年轻读者后来多成为中国的二级或三级领导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等，在来华支援抗战前也曾阅读《西行漫记》并深受鼓舞。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阅读此书，并于1942年专门接见斯诺。在国民党统治区，阅读此书可能被视为“通共”，然而许多有志青年仍不顾危险，跋涉千里奔赴陕北，从中可见《印象记》在培养革命力量、推动历史进程中的深远影响。
抚州渊源 赤诚传承
那么，这本书为何会流传至抚州？经持有者家族长辈回忆与多方考证，线索逐渐清晰。持有者的同房兄长、原抚州市委党史地方志办主任邓特经考证得知，其大姑妈邓瑜早年投身革命，曾与邓颖超结拜为“十姐妹”，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邓瑜（俗名邓赛金）的丈夫鄢云鹏（笔名鄢尘帚，寓扫清旧社会尘埃之意）为南城人，受兴中会影响创立南昌精武门，培养出鲁迅笔下的刘和珍等一批志士，后转向文化战线创办进步刊物。其祖父邓再铭将在抚州创办的报社迁至南昌，更名为《和平日报》，由鄢尘帚担任主笔，抨击时弊、启迪民智。
持有者的父亲邓崚在鄢尘帚引荐下，前往景德镇就读国立陶瓷学校，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并在求学期间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抚州解放前，他被组织派回参与接管工作，并带回《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由此推断，此书很可能是其父在革命活动中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历经“文革”等动荡岁月，这本承载历史记忆的书籍得以幸存，成为见证抚州红色基因与党的革命历程的“活化石”。
时代新光 赓续荣光
此次《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抚州的发现，对该市党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为研究我党早期革命、红军长征及苏区建设提供了全新视角与素材，更串联起抚州先辈投身民族解放的壮丽往事，进一步丰富了本地区的红色文化谱系。
抚州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将以此为契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让沉默的史料“开口说话”，讲好抚州红色故事，推动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光芒，激励后人在这片革命热土上，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的崭新篇章。
【编辑：陈旭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