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虎 字 墨戈）在文昌这片以“文”为名的土地上，文教镇的存在，堪称其文化命脉最集中的体现。该镇古称“行坎”，其名“文教”并非泛称，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圣贤过化，敷施文教” 的永恒铭记。这里不仅是海南大儒邢宥的故里，更是文昌文化基因孕育、生长并向外辐射的核心区之一。
文教镇位于文昌市中东部，其历史可追溯至唐宋之际的移民开发。彼时，中原与闽南的士民渡海而来，在此聚族而居，生息垦殖。 “行坎” 这一古地名，生动勾勒了先民在此开辟草莱、于高低起伏之地建立家园的图景。
地名探源：从“行坎”到“文教”
“行坎”之名，质朴而充满动感，反映了古代先民在此地跋涉、定居的生存状态。 “行”意味着行动与开拓，“坎”则描绘了当地略有起伏的地貌。这个名字承载着早期移民垦荒创业的集体记忆。
而“文教”之名的确立，则与一位历史人物紧密相连——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虽无确凿史料证明苏轼曾踏足此地，但海南民间普遍认为，他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被贬儋州，其间在海南各地游历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其风范所及，深深影响了包括“行坎”在内的许多地区。
“文教”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得以命名，意为 “文化教育” ，象征着此地从一片待开发的边陲之地，正式融入了华夏文明的教化体系。这一转变，与文昌市从“紫贝”到“文昌”的演变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从地理描述到文化期许的升华。
历史沿革：名乡望里的建制变迁
文教镇的行政区划演变，是文昌历史脉络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文教地区属文昌县奉化乡的管辖范围。奉化乡名本身，就蕴含着“遵奉教化”的意味，与“文教”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民国时期，沿袭旧制。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文教区正式设立。1983年，改为文教区公所，1986年更名为文教镇，建制沿用至今。
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并非闭塞之地。位于文教镇东部的宝石港湾，是一处天然良港，在古代和近代都是重要的海上节点。它不仅见证了早期渔民“耕海”的历史，也是文昌人“下南洋”的重要出发地之一。从这里扬帆出海的乡民，将文教的文化种子撒向海外，同时也将南洋的文化与物质财富带回故乡。
人文基石：邢宥故里与文脉传承
如果说“文教”之名奠定了此地的文化基调，那么邢宥（1416-1481）的出现，则将其推向了顶峰。邢宥，字克宽，号湄丘道人，明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与丘浚、海瑞并称为“海南一鼎三足”。
邢宥是文教镇水吼村人，他的一生是文教精神的最佳注脚。他为官清廉，秉公执法，晚年致仕归乡后，兴办教育，提携后进，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文教”二字。他与好友丘浚的学术交流与诗文唱和，更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邢宥的榜样作用下，文教地区崇文重教的之风日益浓厚。民间流传着 “三日无鸡食可以，一日无书读不行” 的俗语，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明清两代，文教地区学子在科场中表现出色，秀才、举人辈出，形成了 “宝典村、加美村” 等闻名遐迩的文化村落，延续着“里多贤良”的美谈。
红色印记与侨乡风华
文教镇的历史不仅是书卷味的，也是热血澎湃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教是琼崖纵队的重要活动区域，加炳村等地曾是著名的“红色村庄”，为海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赋予了“文教”精神以坚毅不屈的底色。
与此同时，作为文昌的一部分，文教也是著名的侨乡。一代代文教人从宝石港踏浪南下，旅居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他们身在异乡，心系故土，将积蓄汇回故乡，兴建起中西合璧的骑楼宅院，捐资创办学校、图书馆。
这些由华侨兴建的符家宅式建筑，不仅是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成为沟通海外与家乡的桥梁，将南洋的文化气息与开放精神植入本土，塑造了文教既传统又开放、既内敛又包容的独特文化气质。
古韵新姿：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今天的文教镇，依然保留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邢宥墓、邢宥纪念亭以及散布于各村的祠堂、庙宇和古宅，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每年的祭祀大典、文昌公期等民俗活动，依然在乡间鲜活地传承，维系着宗族与地域的文化认同。
步入新时代，文教镇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径。热带高效农业、滨海休闲旅游、以及对华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成为其发展的新方向。尤其是随着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建成，这个古老的“文教”之地，也与遥远的星空产生了连接，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行坎”的垦荒精神，到“文教”的文明浸润；从邢宥的清廉文脉，到华侨的桑梓情怀；从红色的革命热血，到今日的乡村振兴——文教镇，这片圣贤过化之地，完美地诠释了文昌“偃武修文”的文化内核，成为古邑文昌千年文脉中最响亮、最持久的一个回音。
【编辑：陈旭颢】
